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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史|1949钱钟书在去留之间
作者:admin  日期:2021-08-01 10:06 来源:未知 浏览:

  钱钟书自1941年滞留上海起,到1949年,在上海已待了八年。1941年到1945年,上海沦陷日人之手,钱钟书经历了有生以来最艰苦的一个时期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钱钟书开始了自牛津回国后最忙碌的几年。他应聘为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,并担任该馆英文刊物《书林季刊》(Philobilon)主编,每月南京、上海两地奔波。1946年8月,兼任暨南大学教授。

  抗战胜利的同时,国共内战也开始了。战火蔓延到1949年,时局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  清华大学实际在1948年底已先北平解放。1948年12月14日,解放军逼近北平,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开清华,再没有回去。钱钟书的老师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为校务会议主席,暂管清华校务。留守清华的人员基本都已决定留在国内了。12月16日,傅作义军队撤出清华校园,在全校职工大会上,冯友兰代表校务会议宣布:“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,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。”1949年1月10日,中共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、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张宗麟到校正式接管清华。接管仪式上,冯友兰宣布:清华从今天起,正式成为人民政府的大学,并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,“全体鼓掌一分钟”。1月23日,北平传来消息,傅作义和签订了关于北平投降的和平协议,围城结束。1月24日,北平和平解放。钱钟书不知道,他的母校清华大学,全校师生正为和平解放“欣喜若狂”,“学生们高兴得和许多教授在当晚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火炬游行。那真是一次狂欢。大鼓嘭嘭地敲着,铙钹声嚓嚓响。”

  1949年3月18日,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身份到清华办公,参加清华领导机构的改建工作,实际主持清华校务。此时,冯友兰心情复杂,他想调离清华。吴晗读清华历史系时,冯友兰是文学院院长,可算得上是他的老师。冯友兰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,被罗家伦从燕京聘到清华,执掌清华人文学科二十年,并几次“临危受命”担任校委会负责人,是清华名副其实的大管家。四十年代,他是蒋介石的座上宾,红极一时。如今,清华被走另一条路线的学生、不久前的手下同事,从自己手中接过,他怎能不五味杂陈?5月4日,军管会决定,成立新的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,叶企孙为主席(兼常委、理学院院长),冯友兰、吴晗皆为常委。冯友兰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。军管会代表及联络员自校委会成立后撤销。实际上,吴晗仍是清华大局的掌控者。

  北平解放的同时,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也相继以惨败而结束,长江以北的华东、中原地区以及除少数地方外的华北地区,都被占领,宣告解放。蒋介石尽失长江以北,但他还梦想以长江天险暂守半壁江山。政府最近十余年的统治,政府腐化无能,国民民不聊生,加之战争连连败退,让很多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。内战开始以后,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,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考虑去留了。已经决定留在国内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,在1949年5月26日日记中分析兵败原因时感慨:“以为之失,乃之所自取。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,但十年来刚愎自私,包揽、放纵贪污,卒致身败名裂,不亦可惜乎?”5月27日,他在日记中写出对新政权的希冀:“民十六年北伐,人民欢腾一如今日。但不自振作,包庇贪污,赏罚不明,卒致有今日之颠覆。解放军之来,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。希望能苦干到底,不要如之腐败。”临近易代之时,失望与绝望之中,“新中国”多少还给人一点希望。

  钱钟书如果此时离开大陆,可供他选择的地方也不少。1948年,香港大学曾约他去任文学院院长。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,以不涉足为宜。1949年3月中旬,牛津大学汉学家K.G.Spalding来信希望钱钟书赴英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牛津的邀请了。女儿钱瑗患有肺疾,他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孩子的健康。曾任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的首席代表、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并任团长的朱家骅,答应给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。他一口拒绝,说那是“胡萝卜”,他不爱“胡萝卜”的引诱,也不爱“大棒”的驱使。时任教育部长杭立武邀请钱钟书去台湾大学、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,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。一年前,钱钟书差点去了台湾。据其清华同学许振德忆:“民卅八年春,余离沪赴台,行前曾与中书畅叙,伊告以前者曾有宝岛之游,时傅孟真氏主持台大,意欲延揽中书讲学该校,惜以待遇条件未尽如理想作罢,言下颇怅怅。”钱钟书赴台在1948年3月,当时他确有去台之意。

  在犹豫去留之时,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也多少影响了钱钟书的决定。父亲钱基博是否要求钱钟书留在国内,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,但钱家人一起留在国内,多少对钱钟书有些影响。钱穆曾回忆,转发省外经贸厅、省科技厅关于广东省科技兴贸实施方案,抗战胜利后某次,他与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相聚,谈及时局和去留:

  余告子泉,国难尚未已,国共思想斗争,学校风波仍将迭起。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四处任教。暂避至较僻处,俾可一意教学,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。子泉即转面告钟书,汝听宾四叔言如何。……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,而钟书则改在上海任教,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。

  父子二人对“时局意态”的看法究竟如何,不得而知。钱基博似希望儿子听钱穆之言,远离上海是非之地,转往较远僻处安心教书做学问。钱钟书显然不愿意再到内地了。他也在观望。胜利后,一位中共“高级领导”曾问钱基博今后怎样,钱答:“最崇高理想的社会,我没有理由不赞成!在这新民主主义过程中,和平建设,如果用得着我,不敢不尽我的力量;不过我所知道的东西,怎样适你们的用;这是大成问题!”这是钱基博1952年8月29日所做的补充检讨。在这篇“检讨”中,钱基博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党派立场:“我和既然绝缘,美帝也靠不拢,生根中国,只有望中国好。”钱基博的“检讨”并非事后虚言,他在解放前确实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。1949年,钱基博在武汉,决意留在大陆。

  1949年4月初,武汉临近解放,第一纱厂经理卷了资本,外逃香港,工友索薪无着,引起其他各厂恐慌。钱钟书的二弟钱钟纬时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,厂里的经理、副经理以及高级职员,大多吓跑了,厂长病倒。钱基博因为看过一本《转变中之北平》的小册子,对的“新经济政策”多少有一些了解,于是带着小册子过江来看儿子,要求他坚守岗位,保护工厂,安定人心,迎接解放,并亲自为工厂拟了布告。他与儿子一道,对工友表明厂方态度,并联络其他各厂,恢复生产,调度物资以保证工友的生活,“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,于民族工业保全不少。”

  在陆续确认的信息中,钱钟书得知,身边诸多师友都选择留在国内。朋辈师友也有来函劝其留下的,郑振铎、吴晗分别在香港和北平来信,劝钱钟书留下。离开大陆的好友,还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。宋淇告诉钱钟书,他体弱多病,不能不常服西药,所以只好留在香港——好友宋淇在抗战期间得了肺病,当时受条件限制,接受了土法治疗,导致后几十年疾病丛生,苦不堪言。宋淇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,自称“五湖废人”。

  解放前,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。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,仰洋人鼻息。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,也不愿用外文创作,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。谣言传说要“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”,凭常情可以否定,或只算我们“短命死矣”,不愿离开父母之邦。这是实话实说……

 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。我们既然只求“坐冷板凳”,端上“金银饭碗”生活无忧,有书可读,还要求什么呢?

  我们如要逃跑,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,决定他何去何从的,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。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。非但不唱,还不爱听。但我们不愿逃跑,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,撇不开自家人。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,跑出去仰人鼻息,做二等公民,我们不愿意。我们是文化人,爱祖国的文化,爱祖国的文字,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,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,不愿做外国人。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,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,等待解放。

  2001年10月28日,杨绛复函给正在为钱钟书作传的美国纽约大学汤晏,信的重点就是解答钱钟书为什么不愿去父母之邦:

  钱钟书不愿去父母之邦,有几个原因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——他的mother tongue,他不愿用外文创作。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,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。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,以图生存。凭他的才学,他准会挤出时间,配合职业,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。但是《百合心》是不会写下去了。《槐聚诗存》也没有了。《宋诗选注》也没有了。《管锥编》也没有了。当时《宋诗选注》受到批判,钱钟书并没有“痛心疾首”。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“旧知识分子”。

  钱钟书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?在一年之后的1950年暮春之际,那时钱钟书已经回到清华,来自美国的李克(Allyn Rickett)、李又安(Adele Rickett)夫妇请钱钟书夫妇和周一良夫妇去他们家吃饭。期间,李克问钱钟书,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请你去任教,你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。钱钟书慢慢地摇了摇头说:“不,我不打算接受,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的说法,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,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,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。”钱钟书这段在易代之际自述去留原因的话珍贵动人,比任何他者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。

  1976年后,钱钟书再次对人谈及当年留在国内的原因。他对来访的汪荣祖说,决定不走并不是有什么幻想,只是不愿离开文化之根,不愿再流亡而已。汪荣祖对此解释道:“钱钟书所安身立命的是中国文化,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动乱、战争……的‘感染’。”“钱杨对行止的决定,主要是认同祖国,而不一定是代表中国的任何政权,更舍不得自己所扎根的文化,雅不愿‘西寻故乡’。”这种理解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。作为党外人士的钱钟书,选择留在大陆,归根结底是他对这个民族、这片土地的依恋,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忍割舍,而没有党派的附会。钱钟书此后在《管锥编》释《离骚》一节中,又借屈原之遭际暗示了自己不去父母之邦的原因:“盖屈子心中,‘故都’之外,虽有世界,非其世界,背国不如舍生。眷恋宗邦,生死以之,与为逋客,宁作累臣。”

  也许钱钟书选择留在国内,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。早在1938年,他义无反顾地在连天烽火中回国,就已说明一切。那时,他在给外籍同学的信中写道:“Still,one’s lot is with one’s own people;I don’t mind roughing it a bit.”(尽管如此,个人的命运还是应该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,我并不介意去过一点苦难的日子。)更何况十年后已经历抗战、内战的经年折磨,还会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?谁也预测不了去与留后的未来究竟是好是坏。决心一下,此后虽又历经曲折,钱钟书再没有后悔过。十多年以后,他已不再是清华教授,而是被下放干校,成了一个往返于住所与邮局之间送信的“老头儿”。杨绛问他:“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?”钱钟书说:“时光倒流,我还是照老样。”“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,好像未经思考的;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。”反而是杨绛,在解放后经过“九蒸九焙的改造后”,想法反而“不如当初”了。她开始有所反思,但终究还是说服了自己:

  我想到解放前夕,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,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?思想进步吗?觉悟高吗?默存常引柳永的词: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,撇不下“伊”——也就是“咱们”或“我们”。尽管亿万“咱们”或“我们”中人素不相识,终归同属一体,痛痒相关,息息相连,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。

  “我不免思前想后,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。既然是自己的选择,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,到此也就死心塌地,不再生妄想。”现场直播开奖结果查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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